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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百亿级规模的私募人士告诉记者，与去年四季度环比相比，今年一季度渠道推动新产品的意愿明显增强，发行产品数量明显上升，约是去年四季度的2倍以上。但与2018年一季度同期相比，仍然偏少，可能由于2017年市场行情较好，因此2018年一季度新产品发行比较顺畅。

“越南制造”远未赢得信赖，最近发生的事件更引发越南人自己对“越南制造”纯度以及发展模式的质疑。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越南正在接管廉价和简易生产业务，仍然无法完成较为复杂的制造。一个以稻米种植为主的农业国？在中美经贸摩擦爆发的一年多里，《环球时报》记者曾与来自浙江、广东的多名企业家探讨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环节转移至越南的可能性。他们告诉记者，不少企业家已经在尝试这么做，主要原因就是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的越南进出口成本低，面对一些欧美国家频繁针对中国设置各种贸易壁垒，中企“落户”越南还可以绕开反倾销等种种限制。

《中国时报》7月31日援引大陆涉台人士的话称，民进党上台后，宋楚瑜虽然不符合派财经官员的要件，但亲民党认同两岸一中，因此可以放行。而一旦宋楚瑜不去参会，民进党不外乎打两张牌：一是遵守谅解备忘录，派出财经部门首长或企业家与会；二是绿营自己去，搬出民进党大佬当代表，“在当前两岸氛围下，打第二张牌的机会极高，还可以对独派交代。而如果是民进党政客或是大佬当代表，大陆否决机会极高”。该涉台人士称，2005年在韩国釜山召开APEC会议，陈水扁当局曾告知韩国派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当代表，8天后，时任韩国外交部长潘基文就以“经济事务相关的人士”为由拒绝台方，最后改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出任代表。

有论者搬出《电子商务法》审议时的背景资料，证明本条正是为回应社会舆论对“大数据杀熟”问题的关切而设。但是，该条毕竟只规定了“搜索结果”的显示，没有限定搜索所得到的价格不能变更，或者说，在多长的特定时段内不能变更。至于“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又如何证明商家确系利用了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为何“兴趣爱好、消费习惯”会导致价格被调高？如果所利用的不仅是“兴趣爱好、消费习惯”，那么这个规定中被“等”掉的又是些什么特征？既然是针对“大数据杀熟”，那么为何不在该条文中直接加入“大数据”字样？

一段广为流传的一分多钟的郑俊康现场讲话视频显示，郑俊康原本是在谈全市的干部作风问题，他要求在场的干部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广西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讲话过程中，他突然谈起了柳州市的出租车乱象。

吉勇称，喊价议价等现象，有时并非出租车司机有意为之。他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三四个外地人坐出租车去火车站，非要问多少钱一个人，“只有把价钱谈定了，他们才觉得踏实”。此外，也有乘客愿意走自己喜欢的路线。在柳州机场，出租车必须交停车费，成为“备案出租车”后才能进入指定的候客道，这条候客道刚好在机场的旅客出口处。邓江河称，机场此举表面上是为乘客安全去掌握出租车信息，实际上形成小团体垄断，这些“备案出租车”最终将停车费成本转嫁到乘客身上，从而导致了柳州机场喊价、议价、拼客现象存在。